董 煜
一段时间以来，“K型分化”成为网络舆论场和部分市场解读中的高频词。一些分析把中国经济转型中出现的行业冷暖、区域快慢、个体盈亏等差异，直接解读为经济两极固化、强弱永久割裂，甚至渲染新旧产业对立、大小企业分化、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的悲观图景。这类观点混淆了现象与本质、短期波动与长期趋势的区别，把转型期的阶段性“温差”等同于趋势性的“裂痕”，是对中国经济运行逻辑的片面认知，需要正本清源加以辨析。
从概念源头看，“K型复苏”在新冠疫情暴发后由华尔街机构提出，对应的是资本加速向金融部门和头部企业集中、中产阶级相对萎缩的场景。在部分西方国家，危机过后大型企业、科技巨头与高收入群体沿“K型”上臂快速修复，中小企业、传统行业与普通工薪阶层则沿“K型”下臂不断滑落，且这种分化在西方固化的制度结构中可能呈现自我强化态势，演化为难以弥合的社会经济裂痕。
用这样一把“西方尺子”来度量中国经济，本身就是方法论的生搬硬套。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的历史性转变。用“K型分化”来描述中国经济中的这些变化，至少存在以下三个偏差：
偏差之一，是以局部体感遮蔽全局大势。研判宏观经济，不能简单以个别行业、个别区域、个别群体的冷暖替代对整体运行态势的判断。从核心指标看，我国经济大盘稳固，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处于合理区间；以高端制造、数智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四成，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很鲜明、趋势在加快；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就业基本盘总体平稳；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底线牢牢守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7月亦上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把这样的全局图景定焦在“下坠”的一侧，显然是以偏概全。
偏差之二，是低估传统产业脱胎换骨的升级能力。由于我国高度重视推动数字化改造、智能化升级、绿色化转型，大量传统企业正通过技术革新、工艺优化、业态创新来降本增效、开拓市场，实现从低端粗放向高端优质的跨越。其中伴生的落后产能出清、低效模式淘汰，是产业新陈代谢、提质增效的积极变化。只截取调整的阵痛片段，无视转型升级的整体努力，得出的判断必然失真。
偏差之三，是忽视中国经济强大的内生收敛和均衡修复能力。“K型分化”预设新兴产业红利只能沉淀于少数头部企业、少数高端环节，分化只会越拉越大、永久固化。这种分析没有看到，在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畅通经济循环的支撑下，新动能的红利从来不止于新兴产业自身，它会沿产业链配套协作向广大中小企业扩散，沿技术外溢和人才流动向更多领域传导，沿应用场景开放向下沉市场延伸，最终体现为经营主体活力、劳动者收入和居民消费能力的普遍改善。换句话说，新动能越是壮大，增长红利的覆盖面就越广。
在如何看待“K型分化”问题上有一个关键的出发点，即我国拥有西方经济体不具备的制度优势，会更加注重发展的公平性和普惠性。经济工作的出发点是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但不是通过抹平合理的产业差异、取消市场优胜劣汰的方式实现。避免新动能壮大过程中的“赢家通吃”现象，可以通过反垄断、公平竞争审查和中小企业扶持政策，防止头部企业凭借技术和资本优势过度挤压配套企业；同时，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社保扩面的支撑下，推动产业红利逐步转化为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只要我们坚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一定能从源头防止西式“K型”病理中的阶层固化、产业割裂与社会撕裂等问题。
当然，澄清关于“K型分化”的迷思，绝不意味着回避矛盾。我们清楚地看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需持续破解。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改造升级传统产业、畅通经济循环、优化收入分配，高质量发展成果定能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作者为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
《 人民日报 》( 2026年09月21日 1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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